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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一则伪史论者致电陕西文旅部门，要求拆除古迹的谣言，将“唐朝不存在”的说法推到大众面前，也将早前已在诸多互联网平台暗流涌动的“伪史论”再次推上风口浪尖。，一起愁愁愁30分钟电视剧在线观看
日本黄页网，早在今年5月，相关短视频平台上已经出现多条针对它的辟谣视频。
但有时候，流言往往“跑”得比澄清要快。，韩国护士
宅宅网，7月25日前后，网上同时流传着多个版本的说法：有的称有人打电话骚扰陕西文旅，要求取消唐朝遗迹文管；有的直接写成要求拆除陕西省内与唐朝有关的文物古迹。这些帖子没有说明消息从何而来，既无录音，也无截图，更无部门回应。
网络上出现多个版本的说法 / 社交媒体截图
7月30日下午，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向媒体明确表示，不存在所谓伪史论者电话骚扰要求拆除古迹的情况，陕西文旅属于“躺着中枪”，并称正在调查，如有法律责任也会追究。
自此，“要求拆除古迹”的谣言被澄清了，但伪史论的风气并没有在互联网上消散。
当核实的成本远高于传播的收益，“真”就从一个可以查证的属性，沦为一场比谁嗓门大的竞赛。
这正是唐史学者于赓哲多年前就担心过的事：互联网时代真正的学者如果不站出来，虚构和戏说的历史很容易占据主流，一旦公众错把谣言当成了历史真相，而历史学者反被当成造谣者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唐朝不设防
“唐朝不存在”这股风，起得比多数人以为的要早。
它与“宋朝八百年”捆绑流传：有人声称靠天象和历法可以证明宋朝实际延续了八百年。
这种站不住脚的说法，究竟传播到多大规模、主要由哪些账号推动、与任何特定网络群体是否存在稳定联系，现有公开材料都不足以判断。
但需要明确的一种逻辑是：前一件不能替后一件作证；后一件失实，也不能反过来证明前一件不存在。反对伪史论，首先不能依靠伪事实。
“露华浓深——大唐生活美学展”将在上海奉贤博物馆展出 /新华社发（陈浩明摄）
“唐朝到底存不存在”，这个问题在学术上毫无讨论价值。目前流传的“伪史论”相关内容，通常提出几种说法：史书都经后世之手，所以是伪造；唐诗里很少出现“大唐”字样，所以唐诗是宋人写的；敦煌文书是近代埋进去的仿品。
正视这些言论本身已经挺侮辱智商，但有时面对大众又不得不去反驳。
先看《旧唐书》。《旧唐书》始修于后晋天福六年（即941年），成于开运二年（945年），距唐亡仅38年。编纂者大量利用唐代的国史、实录、诏令与档案，书中至今留着“大唐”“本朝”“今上”这类早期史料的语言痕迹，连人称都没有统一——这意味着，有诸多信源，而并非一家之言，更不是那种毫无来源的谣言。
再看《新唐书》。《新唐书》成于1060年，《资治通鉴》成于1084年，又广泛参校唐人文集、碑志以及五代以来保存的材料。《通典》更早，801年就成书，唐朝还没结束，杜佑已经把本朝制度写了进去。清代编纂的《全唐诗》《全唐文》属于文献总集，不能据此倒推出唐史是清人创造的。
《新唐书》
唐人纪年用年号，写贞观，写开元，写天宝，写元和，因为他们身在其中，正如我们写日记不会写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今天天气不错”。何况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成书于646年，唐太宗648年撰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，褚遂良所书碑石653年立于大雁塔，都白纸黑字写着大唐。
罗列种种史料，其实是为了说，唐朝这个已经被墓志、木构、文书与异域记录反复确认的时代，不会因为几条视频而从历史中烟消云散。
失守的并非唐朝
在这套叙事的另一个分支里，“唐朝不存在”还会与“唐朝是胡人政权，因此不算中国”相互勾连。后一句看似在捍卫中国历史，用的却是一套与中国史学传统颇有距离的标准。
在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中，礼制、政治秩序与文化实践，往往比单一的血缘纯度更有解释力。韩愈在《原道》中概括《春秋》之义：“侯用夷礼则夷之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。”
至少在这一论述中，华夷并不是一条不可跨越的边界，判断的关键在于礼制与政治文化实践。用现代的血统纯度给一个中古王朝验明正身，本身就是把后起的民族分类投射回了古代。
从制度史看，唐朝承续并发展了三省六部、科举与礼乐典章，其政治文化深刻影响后世。至于李唐族源以及北朝以来政治集团的构成，学界长期存在争论；而这些争论恰恰说明，隋唐的政治世界无法用一条单一的血统界线来解释。历史学家陈寅恪关于关陇集团的研究，讲的正是一个跨越族属的政治与制度共同体如何形成，而不是谁的血比谁的纯。
在西安博物院《长安有故里——丝路少年大唐行》展览上，演员为游客呈现唐朝服饰 /新华社记者李一博 摄
所以，“李唐血统够不够纯”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问错了。
这套以血统纯度划线的叙事，试图给中国历史修一道墙，把元、清、唐、五代逐一关在门外。但唐代历史本身无法被这种纯度边界概括。胡汉交往既包含融合，也包含冲突、等级与征服；正因为如此，它更说明政治共同体与文化传统从来不是由单一血缘封闭生成。沿着纯度不断排除，走到尽头，剩下的那个“纯粹的中国”只会小到没有人能住进去。
最后也最现实的是，真伪沦为声量的比拼。当核实的成本远高于传播的收益，“真”就从一个可以查证的属性，沦为一场比谁嗓门大的竞赛。
为何是唐朝
那么，为什么偏偏是唐朝总是被“造谣”？
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王博近日撰文指出，这套说法并非源自唐史研究内部的学术争议，而与一种既有的欧洲伪史模板存在明显的移植关系。1991年，德国出版人、业余历史研究者赫里伯特·伊利格提出所谓“虚构时间假说”，并将相关论述在1996年写成《被发明的中世纪》一书，主张公元614年至911年这297年的欧洲历史系后世伪造，查理曼大帝并不存在，理由是这段时期考古遗存偏少、建筑风格与年代不合。
实际上，该假说未获专业史学界接受，并受到来自文献学、考古学、树轮年代学、历法史和天文记录等方面的系统反驳。
一些中文内容沿用了与原假说相似的手法：把“材料相对稀少”直接等同于“历史不存在”。
《被发明的中世纪》
但这依然解释不了，否认唐朝存在的说法吸引力何在。
如果点开这些传播伪史论视频的评论区，评论区除了辩驳的观点之外，还可以看到一种颇为醒目的姿态：不是“我还不知道”，而是“我终于知道了”。
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·吉登斯在《现代性的后果》中指出，我们的日常生活建立在对无数专家系统的信任之上。我们坐飞机不检查发动机，吃药不化验成分，喝水不检测水质。现代人每天把自己交给几十个自己并不了解的系统。这种信任不是天真，而是现代生活的必要条件。
问题在于，这种信任一旦出现裂缝，人不会自动变成从容的怀疑主义者，他会去寻找一个替代的确定性来源。而在信息过载、专业分工把每个人都变成绝大多数领域外行的今天，这样的裂缝随处都有。
信任一旦出现裂缝，人需要寻找一个替代的确定性来源 / AI制图（诺言）
“唐朝不存在”的言论，就是这种不信任的产物。伪史论的受众，不需要读完《旧唐书》二百卷，只要看完一个视频，接受一个结论，便立刻获得了对全体考古学家的智识优越感。
这是一笔极其“划算”的交易。人们试图在庞大的专家系统面前重新获得判断的主权，这个愿望本身并不可笑，只是找错了出口。
最后，要让这类提供虚假确定性的说法传播开来，还需要平台的推波助澜。
一个史学判断的最小单位是：这条材料出自何处，经谁之手，与哪几条独立材料相符，在什么条件下会被推翻。讲完至少几分钟，得到的往往是一个附带很多条件的结论，一个无法轻易压缩成口号的结论。相较而言，一条伪史论断只需要耸人听闻的五个字：唐朝不存在。
《大明宫词》剧照
这两种内容不在同一条赛道上竞争。
算法不客观也不中立，它奖励情绪，也奖励争议。它不是在传播谬误，它是在传播“能让人不划走的东西”，能带来这种效果的，往往是谣言——先抛出一个足够耸动的结论，再撒出一堆碎片证据。凡是能服务于结论的材料一律采信，凡是反例一律解释为造假或集体隐瞒。
甘肃省敦煌市阳关景区拍摄的唐朝诗人王维像 /新华社记者马宁 摄
在这场争论中，石头和纸张的迟缓，反而比平台的轻快更能抵抗任意改写。所以真正暴露出缺口的，并非唐代史料，而是今天判断真伪的传播链条：未经核实的网帖可以进入热搜榜，排序机制不以真实性为首要目标，而转发者也很少追问“这条消息最初从哪里来”。
何为批判精神
1937年夏天，梁思成、林徽因等人赴五台山调查，当时日本学者曾断言中国已无唐代木构。他们在佛光寺东大殿一根梁的底面上发现模糊的墨书题记，读出“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”；而殿前那座石经幢上刻着“大中十一年”，即公元857年，末尾同样有宁公遇之名。一条墨书长期隐在梁下，一条姓名刻在露天石幢上，两者在研究者面前重新对上了。
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一角 /新华社记者詹彦 摄
这样的例子在唐代不胜枚举。
781年立于长安的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，汉文之外还刻着叙利亚文；823年唐蕃会盟的盟文刻石立在拉萨大昭寺前，以汉藏两种文字刻录盟文与双方人员名衔；唐军将士杜环在751年怛罗斯之战中被大食俘获，流落西亚北非十余年后归国写成《经行记》，其族叔杜佑在801年成书的《通典》里引录了一千五百余字。
这些材料形成于不同的语言、地域与传承系统，没有共同的编纂来源，却从彼此独立的方向共同指向唐朝的存在，以及那个时代广泛而复杂的对外交往。
历史学从来不是不能怀疑的学科。1923年，顾颉刚提出“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”，主张越晚出的文献对越古的时代讲得越详细，因此传统的三皇五帝谱系需要重新审视。《古史辨》所代表的疑古思潮，是中国现代史学的起点之一。同一时期，王国维在《古史新证》中提出二重证据法，以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互相释证。此后，殷墟甲骨与系统发掘不断补充、修正着人们对上古史的认识。这恰恰说明，学术怀疑的价值不在于永远维持原判，而在于允许新材料改变判断。
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剧照
疑古学派的怀疑最终要回到证据：材料何时形成，经谁传递，能够与什么互证。封闭式伪史叙事则把反证者一概归为同谋，用身份判断代替材料检验。前者允许自己被新证据修正；后者预先取消了所有可能的反证。
批判精神的标志不在敢于怀疑一切，而在敢于说出“如果有什么证据，我就承认我错了”。说不出这句话的怀疑，不是勇敢，是哗众取宠。
作者 |王悦
编辑 | 吴擎
值班主编 | 张来
排版 | 诺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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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不设防
“唐朝不存在”这股风，起得比多数人以为的要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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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唐朝到底存不存在”，这个问题在学术上毫无讨论价值。目前流传的“伪史论”相关内容，通常提出几种说法：史书都经后世之手，所以是伪造；唐诗里很少出现“大唐”字样，所以唐诗是宋人写的；敦煌文书是近代埋进去的仿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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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新唐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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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守的并非唐朝
在这套叙事的另一个分支里，“唐朝不存在”还会与“唐朝是胡人政权，因此不算中国”相互勾连。后一句看似在捍卫中国历史，用的却是一套与中国史学传统颇有距离的标准。
在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中，礼制、政治秩序与文化实践，往往比单一的血缘纯度更有解释力。韩愈在《原道》中概括《春秋》之义：“侯用夷礼则夷之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。”
至少在这一论述中，华夷并不是一条不可跨越的边界，判断的关键在于礼制与政治文化实践。用现代的血统纯度给一个中古王朝验明正身，本身就是把后起的民族分类投射回了古代。
从制度史看，唐朝承续并发展了三省六部、科举与礼乐典章，其政治文化深刻影响后世。至于李唐族源以及北朝以来政治集团的构成，学界长期存在争论；而这些争论恰恰说明，隋唐的政治世界无法用一条单一的血统界线来解释。历史学家陈寅恪关于关陇集团的研究，讲的正是一个跨越族属的政治与制度共同体如何形成，而不是谁的血比谁的纯。
在西安博物院《长安有故里——丝路少年大唐行》展览上，演员为游客呈现唐朝服饰 /新华社记者李一博 摄
所以，“李唐血统够不够纯”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问错了。
这套以血统纯度划线的叙事，试图给中国历史修一道墙，把元、清、唐、五代逐一关在门外。但唐代历史本身无法被这种纯度边界概括。胡汉交往既包含融合，也包含冲突、等级与征服；正因为如此，它更说明政治共同体与文化传统从来不是由单一血缘封闭生成。沿着纯度不断排除，走到尽头，剩下的那个“纯粹的中国”只会小到没有人能住进去。
最后也最现实的是，真伪沦为声量的比拼。当核实的成本远高于传播的收益，“真”就从一个可以查证的属性，沦为一场比谁嗓门大的竞赛。
为何是唐朝
那么，为什么偏偏是唐朝总是被“造谣”？
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王博近日撰文指出，这套说法并非源自唐史研究内部的学术争议，而与一种既有的欧洲伪史模板存在明显的移植关系。1991年，德国出版人、业余历史研究者赫里伯特·伊利格提出所谓“虚构时间假说”，并将相关论述在1996年写成《被发明的中世纪》一书，主张公元614年至911年这297年的欧洲历史系后世伪造，查理曼大帝并不存在，理由是这段时期考古遗存偏少、建筑风格与年代不合。
实际上，该假说未获专业史学界接受，并受到来自文献学、考古学、树轮年代学、历法史和天文记录等方面的系统反驳。
一些中文内容沿用了与原假说相似的手法：把“材料相对稀少”直接等同于“历史不存在”。
《被发明的中世纪》
但这依然解释不了，否认唐朝存在的说法吸引力何在。
如果点开这些传播伪史论视频的评论区，评论区除了辩驳的观点之外，还可以看到一种颇为醒目的姿态：不是“我还不知道”，而是“我终于知道了”。
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·吉登斯在《现代性的后果》中指出，我们的日常生活建立在对无数专家系统的信任之上。我们坐飞机不检查发动机，吃药不化验成分，喝水不检测水质。现代人每天把自己交给几十个自己并不了解的系统。这种信任不是天真，而是现代生活的必要条件。
问题在于，这种信任一旦出现裂缝，人不会自动变成从容的怀疑主义者，他会去寻找一个替代的确定性来源。而在信息过载、专业分工把每个人都变成绝大多数领域外行的今天，这样的裂缝随处都有。
信任一旦出现裂缝，人需要寻找一个替代的确定性来源 / AI制图（诺言）
“唐朝不存在”的言论，就是这种不信任的产物。伪史论的受众，不需要读完《旧唐书》二百卷，只要看完一个视频，接受一个结论，便立刻获得了对全体考古学家的智识优越感。
这是一笔极其“划算”的交易。人们试图在庞大的专家系统面前重新获得判断的主权，这个愿望本身并不可笑，只是找错了出口。
最后，要让这类提供虚假确定性的说法传播开来，还需要平台的推波助澜。
一个史学判断的最小单位是：这条材料出自何处，经谁之手，与哪几条独立材料相符，在什么条件下会被推翻。讲完至少几分钟，得到的往往是一个附带很多条件的结论，一个无法轻易压缩成口号的结论。相较而言，一条伪史论断只需要耸人听闻的五个字：唐朝不存在。
《大明宫词》剧照
这两种内容不在同一条赛道上竞争。
算法不客观也不中立，它奖励情绪，也奖励争议。它不是在传播谬误，它是在传播“能让人不划走的东西”，能带来这种效果的，往往是谣言——先抛出一个足够耸动的结论，再撒出一堆碎片证据。凡是能服务于结论的材料一律采信，凡是反例一律解释为造假或集体隐瞒。
甘肃省敦煌市阳关景区拍摄的唐朝诗人王维像 /新华社记者马宁 摄
在这场争论中，石头和纸张的迟缓，反而比平台的轻快更能抵抗任意改写。所以真正暴露出缺口的，并非唐代史料，而是今天判断真伪的传播链条：未经核实的网帖可以进入热搜榜，排序机制不以真实性为首要目标，而转发者也很少追问“这条消息最初从哪里来”。
何为批判精神
1937年夏天，梁思成、林徽因等人赴五台山调查，当时日本学者曾断言中国已无唐代木构。他们在佛光寺东大殿一根梁的底面上发现模糊的墨书题记，读出“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”；而殿前那座石经幢上刻着“大中十一年”，即公元857年，末尾同样有宁公遇之名。一条墨书长期隐在梁下，一条姓名刻在露天石幢上，两者在研究者面前重新对上了。
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一角 /新华社记者詹彦 摄
这样的例子在唐代不胜枚举。
781年立于长安的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，汉文之外还刻着叙利亚文；823年唐蕃会盟的盟文刻石立在拉萨大昭寺前，以汉藏两种文字刻录盟文与双方人员名衔；唐军将士杜环在751年怛罗斯之战中被大食俘获，流落西亚北非十余年后归国写成《经行记》，其族叔杜佑在801年成书的《通典》里引录了一千五百余字。
这些材料形成于不同的语言、地域与传承系统，没有共同的编纂来源，却从彼此独立的方向共同指向唐朝的存在，以及那个时代广泛而复杂的对外交往。
历史学从来不是不能怀疑的学科。1923年，顾颉刚提出“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”，主张越晚出的文献对越古的时代讲得越详细，因此传统的三皇五帝谱系需要重新审视。《古史辨》所代表的疑古思潮，是中国现代史学的起点之一。同一时期，王国维在《古史新证》中提出二重证据法，以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互相释证。此后，殷墟甲骨与系统发掘不断补充、修正着人们对上古史的认识。这恰恰说明，学术怀疑的价值不在于永远维持原判，而在于允许新材料改变判断。
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剧照
疑古学派的怀疑最终要回到证据：材料何时形成，经谁传递，能够与什么互证。封闭式伪史叙事则把反证者一概归为同谋，用身份判断代替材料检验。前者允许自己被新证据修正；后者预先取消了所有可能的反证。
批判精神的标志不在敢于怀疑一切，而在敢于说出“如果有什么证据，我就承认我错了”。说不出这句话的怀疑，不是勇敢，是哗众取宠。
作者 |王悦
编辑 | 吴擎
值班主编 | 张来
排版 | 诺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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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一则伪史论者致电陕西文旅部门，要求拆除古迹的谣言，将“唐朝不存在”的说法推到大众面前，也将早前已在诸多互联网平台暗流涌动的“伪史论”再次推上风口浪尖。，一起愁愁愁30分钟电视剧在线观看
日本黄页网，早在今年5月，相关短视频平台上已经出现多条针对它的辟谣视频。
但有时候，流言往往“跑”得比澄清要快。，韩国护士
宅宅网，7月25日前后，网上同时流传着多个版本的说法：有的称有人打电话骚扰陕西文旅，要求取消唐朝遗迹文管；有的直接写成要求拆除陕西省内与唐朝有关的文物古迹。这些帖子没有说明消息从何而来，既无录音，也无截图，更无部门回应。
网络上出现多个版本的说法 / 社交媒体截图
7月30日下午，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向媒体明确表示，不存在所谓伪史论者电话骚扰要求拆除古迹的情况，陕西文旅属于“躺着中枪”，并称正在调查，如有法律责任也会追究。
自此，“要求拆除古迹”的谣言被澄清了，但伪史论的风气并没有在互联网上消散。
当核实的成本远高于传播的收益，“真”就从一个可以查证的属性，沦为一场比谁嗓门大的竞赛。
这正是唐史学者于赓哲多年前就担心过的事：互联网时代真正的学者如果不站出来，虚构和戏说的历史很容易占据主流，一旦公众错把谣言当成了历史真相，而历史学者反被当成造谣者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唐朝不设防
“唐朝不存在”这股风，起得比多数人以为的要早。
它与“宋朝八百年”捆绑流传：有人声称靠天象和历法可以证明宋朝实际延续了八百年。
这种站不住脚的说法，究竟传播到多大规模、主要由哪些账号推动、与任何特定网络群体是否存在稳定联系，现有公开材料都不足以判断。
但需要明确的一种逻辑是：前一件不能替后一件作证；后一件失实，也不能反过来证明前一件不存在。反对伪史论，首先不能依靠伪事实。
“露华浓深——大唐生活美学展”将在上海奉贤博物馆展出 /新华社发（陈浩明摄）
“唐朝到底存不存在”，这个问题在学术上毫无讨论价值。目前流传的“伪史论”相关内容，通常提出几种说法：史书都经后世之手，所以是伪造；唐诗里很少出现“大唐”字样，所以唐诗是宋人写的；敦煌文书是近代埋进去的仿品。
正视这些言论本身已经挺侮辱智商，但有时面对大众又不得不去反驳。
先看《旧唐书》。《旧唐书》始修于后晋天福六年（即941年），成于开运二年（945年），距唐亡仅38年。编纂者大量利用唐代的国史、实录、诏令与档案，书中至今留着“大唐”“本朝”“今上”这类早期史料的语言痕迹，连人称都没有统一——这意味着，有诸多信源，而并非一家之言，更不是那种毫无来源的谣言。
再看《新唐书》。《新唐书》成于1060年，《资治通鉴》成于1084年，又广泛参校唐人文集、碑志以及五代以来保存的材料。《通典》更早，801年就成书，唐朝还没结束，杜佑已经把本朝制度写了进去。清代编纂的《全唐诗》《全唐文》属于文献总集，不能据此倒推出唐史是清人创造的。
《新唐书》
唐人纪年用年号，写贞观，写开元，写天宝，写元和，因为他们身在其中，正如我们写日记不会写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今天天气不错”。何况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成书于646年，唐太宗648年撰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，褚遂良所书碑石653年立于大雁塔，都白纸黑字写着大唐。
罗列种种史料，其实是为了说，唐朝这个已经被墓志、木构、文书与异域记录反复确认的时代，不会因为几条视频而从历史中烟消云散。
失守的并非唐朝
在这套叙事的另一个分支里，“唐朝不存在”还会与“唐朝是胡人政权，因此不算中国”相互勾连。后一句看似在捍卫中国历史，用的却是一套与中国史学传统颇有距离的标准。
在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中，礼制、政治秩序与文化实践，往往比单一的血缘纯度更有解释力。韩愈在《原道》中概括《春秋》之义：“侯用夷礼则夷之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。”
至少在这一论述中，华夷并不是一条不可跨越的边界，判断的关键在于礼制与政治文化实践。用现代的血统纯度给一个中古王朝验明正身，本身就是把后起的民族分类投射回了古代。
从制度史看，唐朝承续并发展了三省六部、科举与礼乐典章，其政治文化深刻影响后世。至于李唐族源以及北朝以来政治集团的构成，学界长期存在争论；而这些争论恰恰说明，隋唐的政治世界无法用一条单一的血统界线来解释。历史学家陈寅恪关于关陇集团的研究，讲的正是一个跨越族属的政治与制度共同体如何形成，而不是谁的血比谁的纯。
在西安博物院《长安有故里——丝路少年大唐行》展览上，演员为游客呈现唐朝服饰 /新华社记者李一博 摄
所以，“李唐血统够不够纯”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问错了。
这套以血统纯度划线的叙事，试图给中国历史修一道墙，把元、清、唐、五代逐一关在门外。但唐代历史本身无法被这种纯度边界概括。胡汉交往既包含融合，也包含冲突、等级与征服；正因为如此，它更说明政治共同体与文化传统从来不是由单一血缘封闭生成。沿着纯度不断排除，走到尽头，剩下的那个“纯粹的中国”只会小到没有人能住进去。
最后也最现实的是，真伪沦为声量的比拼。当核实的成本远高于传播的收益，“真”就从一个可以查证的属性，沦为一场比谁嗓门大的竞赛。
为何是唐朝
那么，为什么偏偏是唐朝总是被“造谣”？
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王博近日撰文指出，这套说法并非源自唐史研究内部的学术争议，而与一种既有的欧洲伪史模板存在明显的移植关系。1991年，德国出版人、业余历史研究者赫里伯特·伊利格提出所谓“虚构时间假说”，并将相关论述在1996年写成《被发明的中世纪》一书，主张公元614年至911年这297年的欧洲历史系后世伪造，查理曼大帝并不存在，理由是这段时期考古遗存偏少、建筑风格与年代不合。
实际上，该假说未获专业史学界接受，并受到来自文献学、考古学、树轮年代学、历法史和天文记录等方面的系统反驳。
一些中文内容沿用了与原假说相似的手法：把“材料相对稀少”直接等同于“历史不存在”。
《被发明的中世纪》
但这依然解释不了，否认唐朝存在的说法吸引力何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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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·吉登斯在《现代性的后果》中指出，我们的日常生活建立在对无数专家系统的信任之上。我们坐飞机不检查发动机，吃药不化验成分，喝水不检测水质。现代人每天把自己交给几十个自己并不了解的系统。这种信任不是天真，而是现代生活的必要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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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笔极其“划算”的交易。人们试图在庞大的专家系统面前重新获得判断的主权，这个愿望本身并不可笑，只是找错了出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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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省敦煌市阳关景区拍摄的唐朝诗人王维像 /新华社记者马宁 摄
在这场争论中，石头和纸张的迟缓，反而比平台的轻快更能抵抗任意改写。所以真正暴露出缺口的，并非唐代史料，而是今天判断真伪的传播链条：未经核实的网帖可以进入热搜榜，排序机制不以真实性为首要目标，而转发者也很少追问“这条消息最初从哪里来”。
何为批判精神
1937年夏天，梁思成、林徽因等人赴五台山调查，当时日本学者曾断言中国已无唐代木构。他们在佛光寺东大殿一根梁的底面上发现模糊的墨书题记，读出“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”；而殿前那座石经幢上刻着“大中十一年”，即公元857年，末尾同样有宁公遇之名。一条墨书长期隐在梁下，一条姓名刻在露天石幢上，两者在研究者面前重新对上了。
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一角 /新华社记者詹彦 摄
这样的例子在唐代不胜枚举。
781年立于长安的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，汉文之外还刻着叙利亚文；823年唐蕃会盟的盟文刻石立在拉萨大昭寺前，以汉藏两种文字刻录盟文与双方人员名衔；唐军将士杜环在751年怛罗斯之战中被大食俘获，流落西亚北非十余年后归国写成《经行记》，其族叔杜佑在801年成书的《通典》里引录了一千五百余字。
这些材料形成于不同的语言、地域与传承系统，没有共同的编纂来源，却从彼此独立的方向共同指向唐朝的存在，以及那个时代广泛而复杂的对外交往。
历史学从来不是不能怀疑的学科。1923年，顾颉刚提出“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”，主张越晚出的文献对越古的时代讲得越详细，因此传统的三皇五帝谱系需要重新审视。《古史辨》所代表的疑古思潮，是中国现代史学的起点之一。同一时期，王国维在《古史新证》中提出二重证据法，以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互相释证。此后，殷墟甲骨与系统发掘不断补充、修正着人们对上古史的认识。这恰恰说明，学术怀疑的价值不在于永远维持原判，而在于允许新材料改变判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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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判精神的标志不在敢于怀疑一切，而在敢于说出“如果有什么证据，我就承认我错了”。说不出这句话的怀疑，不是勇敢，是哗众取宠。
作者 |王悦
编辑 | 吴擎
值班主编 | 张来
排版 | 诺言
李超_NB12814疫情三年，给我们沉重的四个启示如下：“世界本该如此”是最大的错觉 新冠疫情的爆发打乱了原本平静的生活节奏，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这个社会和自己。在过往的几十年里，我们或许已经习惯了和平安稳、岁月静好的生活状态，但事实上，这并非人生的常态。历史上的饥饿、瘟疫、战争等灾难时刻提醒我们，和平与安稳是来之不易的。
新冠疫情三年，个人经历可总结为从初期的紧张囤货、中期的感慨回忆，到后期的无奈与突然放开的复杂情绪交织，最终迎来时代落幕的感慨与致敬。2020年：初遇疫情的紧张与囤货后的无奈2020年疫情初期，面对突如其的封控措施，个人选择独自在外租房居住，并进行了大量物资储备，包括半箱方便面和喜爱的零食。
新冠疫情三年，是个人与集体共同经历的一场深刻考验，它重塑了生活方式、社会关系与生命认知，也让我们在困境中见证了坚韧、温情与希望。生命脆弱与坚韧并存：从恐慌到理性认知疫情初期，新冠病毒的未知性引发了广泛恐慌。确诊数字的攀升、武汉封城的震撼场景，让人联想到灾难电影中的末日画面。
三年疫情是一次全人类的“压力测试”，它不仅重塑了我们对公共卫生安全的认知，也推动了社会治理、城市规划、国际关系等领域的深刻反思。未来，唯有以科学为指引、以韧性为目标、以公平为原则，才能构建更安全、更包容的社会体系。
疫情期间的感悟心得精选五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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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有时候，流言往往“跑”得比澄清要快。，韩国护士
宅宅网，7月25日前后，网上同时流传着多个版本的说法：有的称有人打电话骚扰陕西文旅，要求取消唐朝遗迹文管；有的直接写成要求拆除陕西省内与唐朝有关的文物古迹。这些帖子没有说明消息从何而来，既无录音，也无截图，更无部门回应。
网络上出现多个版本的说法 / 社交媒体截图
7月30日下午，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向媒体明确表示，不存在所谓伪史论者电话骚扰要求拆除古迹的情况，陕西文旅属于“躺着中枪”，并称正在调查，如有法律责任也会追究。
自此，“要求拆除古迹”的谣言被澄清了，但伪史论的风气并没有在互联网上消散。
当核实的成本远高于传播的收益，“真”就从一个可以查证的属性，沦为一场比谁嗓门大的竞赛。
这正是唐史学者于赓哲多年前就担心过的事：互联网时代真正的学者如果不站出来，虚构和戏说的历史很容易占据主流，一旦公众错把谣言当成了历史真相，而历史学者反被当成造谣者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唐朝不设防
“唐朝不存在”这股风，起得比多数人以为的要早。
它与“宋朝八百年”捆绑流传：有人声称靠天象和历法可以证明宋朝实际延续了八百年。
这种站不住脚的说法，究竟传播到多大规模、主要由哪些账号推动、与任何特定网络群体是否存在稳定联系，现有公开材料都不足以判断。
但需要明确的一种逻辑是：前一件不能替后一件作证；后一件失实，也不能反过来证明前一件不存在。反对伪史论，首先不能依靠伪事实。
“露华浓深——大唐生活美学展”将在上海奉贤博物馆展出 /新华社发（陈浩明摄）
“唐朝到底存不存在”，这个问题在学术上毫无讨论价值。目前流传的“伪史论”相关内容，通常提出几种说法：史书都经后世之手，所以是伪造；唐诗里很少出现“大唐”字样，所以唐诗是宋人写的；敦煌文书是近代埋进去的仿品。
正视这些言论本身已经挺侮辱智商，但有时面对大众又不得不去反驳。
先看《旧唐书》。《旧唐书》始修于后晋天福六年（即941年），成于开运二年（945年），距唐亡仅38年。编纂者大量利用唐代的国史、实录、诏令与档案，书中至今留着“大唐”“本朝”“今上”这类早期史料的语言痕迹，连人称都没有统一——这意味着，有诸多信源，而并非一家之言，更不是那种毫无来源的谣言。
再看《新唐书》。《新唐书》成于1060年，《资治通鉴》成于1084年，又广泛参校唐人文集、碑志以及五代以来保存的材料。《通典》更早，801年就成书，唐朝还没结束，杜佑已经把本朝制度写了进去。清代编纂的《全唐诗》《全唐文》属于文献总集，不能据此倒推出唐史是清人创造的。
《新唐书》
唐人纪年用年号，写贞观，写开元，写天宝，写元和，因为他们身在其中，正如我们写日记不会写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今天天气不错”。何况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成书于646年，唐太宗648年撰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，褚遂良所书碑石653年立于大雁塔，都白纸黑字写着大唐。
罗列种种史料，其实是为了说，唐朝这个已经被墓志、木构、文书与异域记录反复确认的时代，不会因为几条视频而从历史中烟消云散。
失守的并非唐朝
在这套叙事的另一个分支里，“唐朝不存在”还会与“唐朝是胡人政权，因此不算中国”相互勾连。后一句看似在捍卫中国历史，用的却是一套与中国史学传统颇有距离的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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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少在这一论述中，华夷并不是一条不可跨越的边界，判断的关键在于礼制与政治文化实践。用现代的血统纯度给一个中古王朝验明正身，本身就是把后起的民族分类投射回了古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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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西安博物院《长安有故里——丝路少年大唐行》展览上，演员为游客呈现唐朝服饰 /新华社记者李一博 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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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法不客观也不中立，它奖励情绪，也奖励争议。它不是在传播谬误，它是在传播“能让人不划走的东西”，能带来这种效果的，往往是谣言——先抛出一个足够耸动的结论，再撒出一堆碎片证据。凡是能服务于结论的材料一律采信，凡是反例一律解释为造假或集体隐瞒。
甘肃省敦煌市阳关景区拍摄的唐朝诗人王维像 /新华社记者马宁 摄
在这场争论中，石头和纸张的迟缓，反而比平台的轻快更能抵抗任意改写。所以真正暴露出缺口的，并非唐代史料，而是今天判断真伪的传播链条：未经核实的网帖可以进入热搜榜，排序机制不以真实性为首要目标，而转发者也很少追问“这条消息最初从哪里来”。
何为批判精神
1937年夏天，梁思成、林徽因等人赴五台山调查，当时日本学者曾断言中国已无唐代木构。他们在佛光寺东大殿一根梁的底面上发现模糊的墨书题记，读出“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”；而殿前那座石经幢上刻着“大中十一年”，即公元857年，末尾同样有宁公遇之名。一条墨书长期隐在梁下，一条姓名刻在露天石幢上，两者在研究者面前重新对上了。
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一角 /新华社记者詹彦 摄
这样的例子在唐代不胜枚举。
781年立于长安的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，汉文之外还刻着叙利亚文；823年唐蕃会盟的盟文刻石立在拉萨大昭寺前，以汉藏两种文字刻录盟文与双方人员名衔；唐军将士杜环在751年怛罗斯之战中被大食俘获，流落西亚北非十余年后归国写成《经行记》，其族叔杜佑在801年成书的《通典》里引录了一千五百余字。
这些材料形成于不同的语言、地域与传承系统，没有共同的编纂来源，却从彼此独立的方向共同指向唐朝的存在，以及那个时代广泛而复杂的对外交往。
历史学从来不是不能怀疑的学科。1923年，顾颉刚提出“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”，主张越晚出的文献对越古的时代讲得越详细，因此传统的三皇五帝谱系需要重新审视。《古史辨》所代表的疑古思潮，是中国现代史学的起点之一。同一时期，王国维在《古史新证》中提出二重证据法，以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互相释证。此后，殷墟甲骨与系统发掘不断补充、修正着人们对上古史的认识。这恰恰说明，学术怀疑的价值不在于永远维持原判，而在于允许新材料改变判断。
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剧照
疑古学派的怀疑最终要回到证据：材料何时形成，经谁传递，能够与什么互证。封闭式伪史叙事则把反证者一概归为同谋，用身份判断代替材料检验。前者允许自己被新证据修正；后者预先取消了所有可能的反证。
批判精神的标志不在敢于怀疑一切，而在敢于说出“如果有什么证据，我就承认我错了”。说不出这句话的怀疑，不是勇敢，是哗众取宠。
作者 |王悦
编辑 | 吴擎
值班主编 | 张来
排版 | 诺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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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视剧中的李世民，server.xiaoheshang.top
近日，一则伪史论者致电陕西文旅部门，要求拆除古迹的谣言，将“唐朝不存在”的说法推到大众面前，也将早前已在诸多互联网平台暗流涌动的“伪史论”再次推上风口浪尖。，一起愁愁愁30分钟电视剧在线观看
日本黄页网，早在今年5月，相关短视频平台上已经出现多条针对它的辟谣视频。
但有时候，流言往往“跑”得比澄清要快。，韩国护士
宅宅网，7月25日前后，网上同时流传着多个版本的说法：有的称有人打电话骚扰陕西文旅，要求取消唐朝遗迹文管；有的直接写成要求拆除陕西省内与唐朝有关的文物古迹。这些帖子没有说明消息从何而来，既无录音，也无截图，更无部门回应。
网络上出现多个版本的说法 / 社交媒体截图
7月30日下午，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向媒体明确表示，不存在所谓伪史论者电话骚扰要求拆除古迹的情况，陕西文旅属于“躺着中枪”，并称正在调查，如有法律责任也会追究。
自此，“要求拆除古迹”的谣言被澄清了，但伪史论的风气并没有在互联网上消散。
当核实的成本远高于传播的收益，“真”就从一个可以查证的属性，沦为一场比谁嗓门大的竞赛。
这正是唐史学者于赓哲多年前就担心过的事：互联网时代真正的学者如果不站出来，虚构和戏说的历史很容易占据主流，一旦公众错把谣言当成了历史真相，而历史学者反被当成造谣者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唐朝不设防
“唐朝不存在”这股风，起得比多数人以为的要早。
它与“宋朝八百年”捆绑流传：有人声称靠天象和历法可以证明宋朝实际延续了八百年。
这种站不住脚的说法，究竟传播到多大规模、主要由哪些账号推动、与任何特定网络群体是否存在稳定联系，现有公开材料都不足以判断。
但需要明确的一种逻辑是：前一件不能替后一件作证；后一件失实，也不能反过来证明前一件不存在。反对伪史论，首先不能依靠伪事实。
“露华浓深——大唐生活美学展”将在上海奉贤博物馆展出 /新华社发（陈浩明摄）
“唐朝到底存不存在”，这个问题在学术上毫无讨论价值。目前流传的“伪史论”相关内容，通常提出几种说法：史书都经后世之手，所以是伪造；唐诗里很少出现“大唐”字样，所以唐诗是宋人写的；敦煌文书是近代埋进去的仿品。
正视这些言论本身已经挺侮辱智商，但有时面对大众又不得不去反驳。
先看《旧唐书》。《旧唐书》始修于后晋天福六年（即941年），成于开运二年（945年），距唐亡仅38年。编纂者大量利用唐代的国史、实录、诏令与档案，书中至今留着“大唐”“本朝”“今上”这类早期史料的语言痕迹，连人称都没有统一——这意味着，有诸多信源，而并非一家之言，更不是那种毫无来源的谣言。
再看《新唐书》。《新唐书》成于1060年，《资治通鉴》成于1084年，又广泛参校唐人文集、碑志以及五代以来保存的材料。《通典》更早，801年就成书，唐朝还没结束，杜佑已经把本朝制度写了进去。清代编纂的《全唐诗》《全唐文》属于文献总集，不能据此倒推出唐史是清人创造的。
《新唐书》
唐人纪年用年号，写贞观，写开元，写天宝，写元和，因为他们身在其中，正如我们写日记不会写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今天天气不错”。何况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成书于646年，唐太宗648年撰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，褚遂良所书碑石653年立于大雁塔，都白纸黑字写着大唐。
罗列种种史料，其实是为了说，唐朝这个已经被墓志、木构、文书与异域记录反复确认的时代，不会因为几条视频而从历史中烟消云散。
失守的并非唐朝
在这套叙事的另一个分支里，“唐朝不存在”还会与“唐朝是胡人政权，因此不算中国”相互勾连。后一句看似在捍卫中国历史，用的却是一套与中国史学传统颇有距离的标准。
在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中，礼制、政治秩序与文化实践，往往比单一的血缘纯度更有解释力。韩愈在《原道》中概括《春秋》之义：“侯用夷礼则夷之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。”
至少在这一论述中，华夷并不是一条不可跨越的边界，判断的关键在于礼制与政治文化实践。用现代的血统纯度给一个中古王朝验明正身，本身就是把后起的民族分类投射回了古代。
从制度史看，唐朝承续并发展了三省六部、科举与礼乐典章，其政治文化深刻影响后世。至于李唐族源以及北朝以来政治集团的构成，学界长期存在争论；而这些争论恰恰说明，隋唐的政治世界无法用一条单一的血统界线来解释。历史学家陈寅恪关于关陇集团的研究，讲的正是一个跨越族属的政治与制度共同体如何形成，而不是谁的血比谁的纯。
在西安博物院《长安有故里——丝路少年大唐行》展览上，演员为游客呈现唐朝服饰 /新华社记者李一博 摄
所以，“李唐血统够不够纯”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问错了。
这套以血统纯度划线的叙事，试图给中国历史修一道墙，把元、清、唐、五代逐一关在门外。但唐代历史本身无法被这种纯度边界概括。胡汉交往既包含融合，也包含冲突、等级与征服；正因为如此，它更说明政治共同体与文化传统从来不是由单一血缘封闭生成。沿着纯度不断排除，走到尽头，剩下的那个“纯粹的中国”只会小到没有人能住进去。
最后也最现实的是，真伪沦为声量的比拼。当核实的成本远高于传播的收益，“真”就从一个可以查证的属性，沦为一场比谁嗓门大的竞赛。
为何是唐朝
那么，为什么偏偏是唐朝总是被“造谣”？
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王博近日撰文指出，这套说法并非源自唐史研究内部的学术争议，而与一种既有的欧洲伪史模板存在明显的移植关系。1991年，德国出版人、业余历史研究者赫里伯特·伊利格提出所谓“虚构时间假说”，并将相关论述在1996年写成《被发明的中世纪》一书，主张公元614年至911年这297年的欧洲历史系后世伪造，查理曼大帝并不存在，理由是这段时期考古遗存偏少、建筑风格与年代不合。
实际上，该假说未获专业史学界接受，并受到来自文献学、考古学、树轮年代学、历法史和天文记录等方面的系统反驳。
一些中文内容沿用了与原假说相似的手法：把“材料相对稀少”直接等同于“历史不存在”。
《被发明的中世纪》
但这依然解释不了，否认唐朝存在的说法吸引力何在。
如果点开这些传播伪史论视频的评论区，评论区除了辩驳的观点之外，还可以看到一种颇为醒目的姿态：不是“我还不知道”，而是“我终于知道了”。
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·吉登斯在《现代性的后果》中指出，我们的日常生活建立在对无数专家系统的信任之上。我们坐飞机不检查发动机，吃药不化验成分，喝水不检测水质。现代人每天把自己交给几十个自己并不了解的系统。这种信任不是天真，而是现代生活的必要条件。
问题在于，这种信任一旦出现裂缝，人不会自动变成从容的怀疑主义者，他会去寻找一个替代的确定性来源。而在信息过载、专业分工把每个人都变成绝大多数领域外行的今天，这样的裂缝随处都有。
信任一旦出现裂缝，人需要寻找一个替代的确定性来源 / AI制图（诺言）
“唐朝不存在”的言论，就是这种不信任的产物。伪史论的受众，不需要读完《旧唐书》二百卷，只要看完一个视频，接受一个结论，便立刻获得了对全体考古学家的智识优越感。
这是一笔极其“划算”的交易。人们试图在庞大的专家系统面前重新获得判断的主权，这个愿望本身并不可笑，只是找错了出口。
最后，要让这类提供虚假确定性的说法传播开来，还需要平台的推波助澜。
一个史学判断的最小单位是：这条材料出自何处，经谁之手，与哪几条独立材料相符，在什么条件下会被推翻。讲完至少几分钟，得到的往往是一个附带很多条件的结论，一个无法轻易压缩成口号的结论。相较而言，一条伪史论断只需要耸人听闻的五个字：唐朝不存在。
《大明宫词》剧照
这两种内容不在同一条赛道上竞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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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81年立于长安的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，汉文之外还刻着叙利亚文；823年唐蕃会盟的盟文刻石立在拉萨大昭寺前，以汉藏两种文字刻录盟文与双方人员名衔；唐军将士杜环在751年怛罗斯之战中被大食俘获，流落西亚北非十余年后归国写成《经行记》，其族叔杜佑在801年成书的《通典》里引录了一千五百余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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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视这些言论本身已经挺侮辱智商，但有时面对大众又不得不去反驳。
先看《旧唐书》。《旧唐书》始修于后晋天福六年（即941年），成于开运二年（945年），距唐亡仅38年。编纂者大量利用唐代的国史、实录、诏令与档案，书中至今留着“大唐”“本朝”“今上”这类早期史料的语言痕迹，连人称都没有统一——这意味着，有诸多信源，而并非一家之言，更不是那种毫无来源的谣言。
再看《新唐书》。《新唐书》成于1060年，《资治通鉴》成于1084年，又广泛参校唐人文集、碑志以及五代以来保存的材料。《通典》更早，801年就成书，唐朝还没结束，杜佑已经把本朝制度写了进去。清代编纂的《全唐诗》《全唐文》属于文献总集，不能据此倒推出唐史是清人创造的。
《新唐书》
唐人纪年用年号，写贞观，写开元，写天宝，写元和，因为他们身在其中，正如我们写日记不会写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今天天气不错”。何况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成书于646年，唐太宗648年撰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，褚遂良所书碑石653年立于大雁塔，都白纸黑字写着大唐。
罗列种种史料，其实是为了说，唐朝这个已经被墓志、木构、文书与异域记录反复确认的时代，不会因为几条视频而从历史中烟消云散。
失守的并非唐朝
在这套叙事的另一个分支里，“唐朝不存在”还会与“唐朝是胡人政权，因此不算中国”相互勾连。后一句看似在捍卫中国历史，用的却是一套与中国史学传统颇有距离的标准。
在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中，礼制、政治秩序与文化实践，往往比单一的血缘纯度更有解释力。韩愈在《原道》中概括《春秋》之义：“侯用夷礼则夷之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。”
至少在这一论述中，华夷并不是一条不可跨越的边界，判断的关键在于礼制与政治文化实践。用现代的血统纯度给一个中古王朝验明正身，本身就是把后起的民族分类投射回了古代。
从制度史看，唐朝承续并发展了三省六部、科举与礼乐典章，其政治文化深刻影响后世。至于李唐族源以及北朝以来政治集团的构成，学界长期存在争论；而这些争论恰恰说明，隋唐的政治世界无法用一条单一的血统界线来解释。历史学家陈寅恪关于关陇集团的研究，讲的正是一个跨越族属的政治与制度共同体如何形成，而不是谁的血比谁的纯。
在西安博物院《长安有故里——丝路少年大唐行》展览上，演员为游客呈现唐朝服饰 /新华社记者李一博 摄
所以，“李唐血统够不够纯”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问错了。
这套以血统纯度划线的叙事，试图给中国历史修一道墙，把元、清、唐、五代逐一关在门外。但唐代历史本身无法被这种纯度边界概括。胡汉交往既包含融合，也包含冲突、等级与征服；正因为如此，它更说明政治共同体与文化传统从来不是由单一血缘封闭生成。沿着纯度不断排除，走到尽头，剩下的那个“纯粹的中国”只会小到没有人能住进去。
最后也最现实的是，真伪沦为声量的比拼。当核实的成本远高于传播的收益，“真”就从一个可以查证的属性，沦为一场比谁嗓门大的竞赛。
为何是唐朝
那么，为什么偏偏是唐朝总是被“造谣”？
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王博近日撰文指出，这套说法并非源自唐史研究内部的学术争议，而与一种既有的欧洲伪史模板存在明显的移植关系。1991年，德国出版人、业余历史研究者赫里伯特·伊利格提出所谓“虚构时间假说”，并将相关论述在1996年写成《被发明的中世纪》一书，主张公元614年至911年这297年的欧洲历史系后世伪造，查理曼大帝并不存在，理由是这段时期考古遗存偏少、建筑风格与年代不合。
实际上，该假说未获专业史学界接受，并受到来自文献学、考古学、树轮年代学、历法史和天文记录等方面的系统反驳。
一些中文内容沿用了与原假说相似的手法：把“材料相对稀少”直接等同于“历史不存在”。
《被发明的中世纪》
但这依然解释不了，否认唐朝存在的说法吸引力何在。
如果点开这些传播伪史论视频的评论区，评论区除了辩驳的观点之外，还可以看到一种颇为醒目的姿态：不是“我还不知道”，而是“我终于知道了”。
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·吉登斯在《现代性的后果》中指出，我们的日常生活建立在对无数专家系统的信任之上。我们坐飞机不检查发动机，吃药不化验成分，喝水不检测水质。现代人每天把自己交给几十个自己并不了解的系统。这种信任不是天真，而是现代生活的必要条件。
问题在于，这种信任一旦出现裂缝，人不会自动变成从容的怀疑主义者，他会去寻找一个替代的确定性来源。而在信息过载、专业分工把每个人都变成绝大多数领域外行的今天，这样的裂缝随处都有。
信任一旦出现裂缝，人需要寻找一个替代的确定性来源 / AI制图（诺言）
“唐朝不存在”的言论，就是这种不信任的产物。伪史论的受众，不需要读完《旧唐书》二百卷，只要看完一个视频，接受一个结论，便立刻获得了对全体考古学家的智识优越感。
这是一笔极其“划算”的交易。人们试图在庞大的专家系统面前重新获得判断的主权，这个愿望本身并不可笑，只是找错了出口。
最后，要让这类提供虚假确定性的说法传播开来，还需要平台的推波助澜。
一个史学判断的最小单位是：这条材料出自何处，经谁之手，与哪几条独立材料相符，在什么条件下会被推翻。讲完至少几分钟，得到的往往是一个附带很多条件的结论，一个无法轻易压缩成口号的结论。相较而言，一条伪史论断只需要耸人听闻的五个字：唐朝不存在。
《大明宫词》剧照
这两种内容不在同一条赛道上竞争。
算法不客观也不中立，它奖励情绪，也奖励争议。它不是在传播谬误，它是在传播“能让人不划走的东西”，能带来这种效果的，往往是谣言——先抛出一个足够耸动的结论，再撒出一堆碎片证据。凡是能服务于结论的材料一律采信，凡是反例一律解释为造假或集体隐瞒。
甘肃省敦煌市阳关景区拍摄的唐朝诗人王维像 /新华社记者马宁 摄
在这场争论中，石头和纸张的迟缓，反而比平台的轻快更能抵抗任意改写。所以真正暴露出缺口的，并非唐代史料，而是今天判断真伪的传播链条：未经核实的网帖可以进入热搜榜，排序机制不以真实性为首要目标，而转发者也很少追问“这条消息最初从哪里来”。
何为批判精神
1937年夏天，梁思成、林徽因等人赴五台山调查，当时日本学者曾断言中国已无唐代木构。他们在佛光寺东大殿一根梁的底面上发现模糊的墨书题记，读出“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”；而殿前那座石经幢上刻着“大中十一年”，即公元857年，末尾同样有宁公遇之名。一条墨书长期隐在梁下，一条姓名刻在露天石幢上，两者在研究者面前重新对上了。
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一角 /新华社记者詹彦 摄
这样的例子在唐代不胜枚举。
781年立于长安的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，汉文之外还刻着叙利亚文；823年唐蕃会盟的盟文刻石立在拉萨大昭寺前，以汉藏两种文字刻录盟文与双方人员名衔；唐军将士杜环在751年怛罗斯之战中被大食俘获，流落西亚北非十余年后归国写成《经行记》，其族叔杜佑在801年成书的《通典》里引录了一千五百余字。
这些材料形成于不同的语言、地域与传承系统，没有共同的编纂来源，却从彼此独立的方向共同指向唐朝的存在，以及那个时代广泛而复杂的对外交往。
历史学从来不是不能怀疑的学科。1923年，顾颉刚提出“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”，主张越晚出的文献对越古的时代讲得越详细，因此传统的三皇五帝谱系需要重新审视。《古史辨》所代表的疑古思潮，是中国现代史学的起点之一。同一时期，王国维在《古史新证》中提出二重证据法，以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互相释证。此后，殷墟甲骨与系统发掘不断补充、修正着人们对上古史的认识。这恰恰说明，学术怀疑的价值不在于永远维持原判，而在于允许新材料改变判断。
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剧照
疑古学派的怀疑最终要回到证据：材料何时形成，经谁传递，能够与什么互证。封闭式伪史叙事则把反证者一概归为同谋，用身份判断代替材料检验。前者允许自己被新证据修正；后者预先取消了所有可能的反证。
批判精神的标志不在敢于怀疑一切，而在敢于说出“如果有什么证据，我就承认我错了”。说不出这句话的怀疑，不是勇敢，是哗众取宠。
作者 |王悦
编辑 | 吴擎
值班主编 | 张来
排版 | 诺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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